我家住在长城脚下的河北省卢龙县刘家营村。刘家营村曾经是郑成功卫戍边关时的一个兵营，现在是一个有七八百户居民的大集镇。我们家居住的房子是先祖遗留下来的，是明朝时代盖的大瓦房。这种房子一般的都是三五间正房，两边是厢房。我父亲朱殿臣兄弟五个，我排行老二。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年衰落，全家五六口人靠租种几亩地维持生活。一九一三年，我十七岁了，便和同村的一伙人闯关东，来到了沈阳。那时，沈阳叫奉天，经同村的保人介绍，我到了也是老乡经营的“益顺和帽店”当了学徒。
那时的学徒工不像现在这样能很好地学手艺。那时，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给老板及其家里的人倒尿桶、挑水、扫院子、擦桌子。等老板、师傅们吃完饭，我们这些徒弟们才能赶紧吃几口剩饭，然后，还得收拾干净，才能到作坊里打零杂。当学徒挨骂、挨打是常有的事。直到后两年，才能干点梳理毛皮的活。
一九一九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也在沈阳掀起了波浪。那时我二十四岁了，对老板的剥削，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就辞掉了“益顺和”的活计，开始在沈阳市里卖小工。一九二一年，我来到了哈尔滨市，在上号（现香坊）种地、卖小工。一九二四年开始，我在哈尔滨上号地区卖豆腐，走街串巷干了二年多。在这两三年的生活中，我结识了一些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并且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的活动，使我进一步地体会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穷苦人假如没有权利来保护自身，在哪里都会受欺压。为了谋生，也还是为了找出路，经一位叫付子均的老师傅介绍，我到了宁安县当了伐木工人。后来，我才知道付子均是受哈尔滨特别支部领导的一名工作人员，付子均是他的化名。
一九二七年初，我去了黑龙江省宁安县山里，以伐木头、在老黑山拣黑菜为掩护，向伐木工人和农民宣传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争民主，争自由，争独立等等。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在党员付子均的影响下，参加了东北军护路军。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在宁安县老黑山地区以拣黑菜为掩护做侦探工作，这是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中央于九月二十日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二十二日又做出了组织东北抗日游击军的决定。为了不当亡国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参加了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这是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那时，党组织是秘密活动在部队中的。补充团的团长是李延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由战士、侦察员提升到补充团的侦探长。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当上了副官、团长、军副官长，从此，我便把我的生命交给了党。
一九三二年二月，李延禄率领补充团，抗日救国军司令王德林、副司令孔宪荣各带一连卫队，其于的部队由前敌总指挥吴义成、参谋长李延禄带领打响了进攻敦化县城的战斗。
十三日，无义成指挥部队扫清外围，首先炸断吉林至敦化铁路线上的桥梁，切断了敦化和吉林敌人的联系。敦化城中有日伪军五六百人。十五日拂晓，李延禄命令员、突击连连长史忠恒同志率领全连将云梯搭上城墙，爬上去与守城的日伪军交战。突击连战士大刀飞舞，一阵乱砍，城头上的守敌四处逃命，城门被打开，补充团战士蜂拥而入，很快占领了东、南、北门，李延禄又指挥补充团进攻日军警备部队和伪警察署。史忠恒连长将一筐手榴弹挂在脖子上，不顾敌人机枪扫射，将一颗颗手榴弹扔向敌人阵地。我敢死队员随后跟进，激战一小时，五十余名日军被击毙，部队很快冲到了市区里。李延禄又指挥用火围攻伪警察署，敌人死伤四百余人，余下的一百五十名日军和三百余名伪军抵挡不住补充团的进攻，从西门狼狈溃逃，补充团占领了敦化县城。我们缴获了敌伪，被服等军用物资。
按计划打下敦化城后，通过敦化商会会长万茂森，将城内爱国士绅募捐的钱款提走。但由于地主出身的戴凤岭独立营的一些人在城北大街上强抢钱庄，抢走四千元钱款。万茂森会长怕有人告发他，就把募捐的花名册烧掉了，已装好三十万元现款的布袋子，也不让拿走。当时，李延禄同志考虑到群众的利益和今后抗日工作的需要，就毅然下令部队撤出了敦化城。
经过了八九天，在二月二十四日，部队又攻下了额穆县。此时，从长春出来的日军守备队在清水正雄的带领下跟踪而来。我们部队北上，四天后打下了蛟河。部队三战三捷，破坏了敦化车站，破坏了吉敦铁路线上的三座桥梁，缴获捷克式机枪二十一挺，其它大小一千六百余支。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团结抗日的影响。
打这以后，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抗日部队，仅吉林延吉县老头沟煤矿的工人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来参军。李延禄同志命令补充团在敦化县小沙滩地方进行整编，将史忠衡、李凤山、朴重根三人由连副提升为连长，每连有二百多人。史忠衡连是马刀、匣枪，李凤山连和朴重根连是三八式枪。人、枪、马都比较强了，李延禄仍然担任补充团团长。
三次攻城战斗锻炼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扩大了部队的人数和力量，武器也都换成了较为精良的武器，部队有了一种克敌制胜的士气。
一九二二年，我在补充团担任侦探长。三月初，我们从老百姓那里了解到日本关东军为了报复我军连克三座县城，日军田野少将亲自率领号称万人的部队，带着野战炮、四五十辆的军用汽车，还有骑兵等，从哈尔滨、吉林沿着中东铁路线跟踪追击我军。日军很快占领了宁安、海林等县城，气焰十分嚣张。与此同时，日本驻长春独立守备司令森连中将集结了上田支队和部分伪军共约二千余人，从敦化城出发，向长白山镜泊湖地区进犯。这样，两股敌人形成了南北夹攻之势，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妄图在宁安境内消灭我军。
面对兵力强大的日军，在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问题上，救国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副司令孔宪荣为首的人主张“散伙”，还有的人要去“保山头”当土匪，也有的人主张各打各的或者上山躲起来。李延禄则坚决表示：“谁要散伙，谁走人，就是剩下补充团的七百人，我也要打。”王德林在李延禄的感召下，也表示“要走的，现在就走，我王德林要留下来，不能成功，还能成仁”。
此时，部队已经活动在宁安县镜泊湖山区，李延禄同王德林一起到镜泊湖南湖头地区察看地形，确定打击从南来的上田支队的策略。王德林回到救国军总部后，派人用二十匹马将全军库存的手榴弹全部驮送到补充团，以表示支持李延禄。李延禄、孟泾清同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日军从敦化城出发北上到宁安，必定要走大道，必定要沿着敦化通往宁安的老道，挺进到南湖头墙缝。这样，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夹击的办法，给来自敦化的上田支队的日军以迎头痛击，再回过头来对付北面来的天野旅团日军。
所谓墙缝，就是面对镜泊湖，背靠山崖边的一段五六里长的光秃秃的小山崖，山下边是敦化通往宁安的老道。沿着这条老道的东边，山崖地势险要，西边三间房一带由救国军戴风岭的独立营把守。墙缝山崖上没有树木，也不能挖掩体，只有大块的岩石。我们就隐蔽在这些岩石后边，每块岩石后边都有三五个战士潜伏扼守。
山下边是从敦化通往宁安的咽喉要道，这条道紧靠大江。日寇由于对地理环境不熟悉，肯定会顺路北上宁安。我们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就从东西两山夹击。我们把指挥部设在西山阵地后边的一个小山峰上，从峰上能够正常的看到阵地前面的一块开阔地，这是日寇必经之地。
拂晓，日寇耀武扬威地沿着大道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是被当地一位猎手叫陈文起的有意带到我们的伏击圈的。日寇做梦也没想到那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岩石后边就有中国领导的抗日健儿在等着他们。这时，李延禄一声枪响，只见山顶上，七百多人将手榴弹扔下山崖，顷刻间，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日军前进的队形大乱。由于道路一侧是高耸的山岩，另一侧是大江，东西两端又被我军堵死，所以，日军无遮无挡，只能被动挨打。
日军混乱奔跑的脚步声、临死瞬间的惨叫声和日寇指挥官疯狂的嘶喊声混在一起，日军死伤惨重。活着的慌忙卧倒，又被从山崖上扔下的手榴弹炸死炸伤。在路口外的开阔地上，日军尸横遍地，日军军帽、马匹、到处都是，山脚下的大块岩石间的缝隙处，日军的尸体横躺竖卧。活着的日军有的趴在大车底下胡乱地射击，有的企图向山顶上冲锋，都被我军战士打了回去。
我们的战士越打越勇，有些甚至脱掉了棉衣，一个劲地往山崖下甩手榴弹。日军后续部队听到前面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前进，只能向“墙缝”地区打炮，这些炮弹都落在了日军的队伍里，更增加了日军的伤亡。就这样，我军打退了日军的四次反扑。后来，由于我军的弹药消耗过多，火力有些减弱。就在这时，担任掩护指挥部，堵住“墙缝”进口，防止敌人突围任务的戴风岭独立营擅自撤退，没有挡住日军的突围，让敌人跑了。
戴风岭过去是敦化县小沙滩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开着“烧锅”，家中院子四周设有炮台，有二百名护院炮手，全屯百十多口人都是他的佃户。他是抗日救国军司令王德林的拜把兄弟。他听说抗日救国军缴地主武装的枪，所以，当我们的部队路过他的家时，它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并宣布要抗日。这样，王德林就把他的二百多名家丁编成一个独立营，戴风岭便当上了营长。
戴风岭既然已经撤退，我们的背后就失去了掩护，团长李延禄同志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此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了，战斗已经打了十多个钟头。朴忠根、刘金风、左征等六名同志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牺牲。猎人陈文起被日死，光荣牺牲。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日军三八式步枪二千余支，击毁日军卡车五辆，击毙日军以小川松本大佐为首的一百二十多人，击伤三百余人。还有遭焚毁的残枪一千五百多支。
“墙缝”伏击战刚刚结束，遭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上田支队，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步兵沿松乙沟北上宁安。我们接到情报后，李延禄命令李延平、崔永贤同志带部队赶到松乙沟设伏。当时，正值春天，风大草干，加上道路狭窄，部队设置了路障，是个设伏的好地方。
在部队出发时，李延禄就让战士们都带了火种，只等日军前来。日军进入松乙沟后，李延平命令战士点燃了准备好的干草和枯树枝，将松乙沟两端堵死，继而，众兵齐出，到处放起火来。顿时，沟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火借风势，烧向敌群。敌人有的被烧死，有的自己身上的弹药被火一烧，爆炸而死。整个沟内，一片鬼哭狼嚎，丢下一百多具尸体，其余的四百多人狼狈溃逃。
三月二十七日，上田率领残部乘火车逃跑。我铁路游击队事先设下埋伏。当敌人乘坐的火车行至高岭子盘山道时，火车头掉进我们游击队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后面的车厢挤在了一起，游击队乘势打死日军一百七十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就这样，号称万人大军(实际上只有六千人)的上田支队，回到哈尔滨时已剩下不足百人了。
密山县平阳镇西小石头河子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财主叫苏怀田（绰号苏瞎子）。他家的院套很大，有高高的院墙，四个角落都有炮台。因为家大业大，他豢养这一百多人的护院武装，也就是炮手。这些炮手日夜守护着他的庄园田地，以免受胡匪等外人的欺侮。“九一八”事变后，他憎恨日本鬼子的侵略，支持抗击日寇。他与员冷寿山、田宝贵的私交很好。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在密山，以田宝贵、冷寿山、杨泰和等员为首的工人缴械了杨木岗的地主武装保安队，组织建立了一支有一百五十多人的抗日游击队。一天，田宝贵等人从杨木岗到平阳镇的时候，找到了当地保董苏怀田，因为田宝贵等人和苏怀田早就认识，所以，田宝贵等人就向苏怀山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问苏怀田是抗日呢，还是亲日？苏怀田在田宝贵等人的抗日精神感召下，同意抗日，于是，就率领他的一百多个炮手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来，苏怀田串亲联友筹集，又发展了二十多人，还先后缴械了梨树镇的白俄矿井和荒岗缉私队的武装。这样，队伍逐步扩大，也多了。
田宝贵、杨泰和、冷寿山、聂海山、苏怀田、张德功、姜炮等人，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李延禄同志。李延禄同志把他们的队伍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二补充团。团长苏怀田，政委李延平（兼），副团长田宝贵，姜炮任第一营营长，副营长聂海山。张德功任第二营营长，杨泰和任第三营营长、冷寿山任副营长。
一九三二年八月，第二补充团接受了一项战斗任务。让他们到穆棱煤矿解除煤矿的武装，没收煤矿里的兵工厂和机械设备。煤矿矿主是一名白俄人，叫谢杰斯。谢杰斯和日本军有勾结，手下有二百多名武装矿警。为了不走漏风声，补充团部队从兴源镇出发，迂回到离矿区后面的名叫石头河子的地方宿营。可是，没想到，保清的反动武装护路军总司令丁超暗中通敌，总想在日军面前邀功请赏，在反对抗日的道路上“建功立业”。于是，他派王孝之、车子久两个团把石头河子包围起来。
同时，派一名营长和一名联络副官（参谋）到补充团团部，声称：“谢杰斯煤矿为护路军管辖区域，谢杰斯受护路军保护。如果抗日救国军在护路军管辖区域活动，必须和总司令丁超说清楚。现在丁超派他们前来请补充团头目去商谈。”团长苏怀田说：“谢杰斯与日本人勾结，我们是奉救国军总部命令来缴械谢杰斯的矿井武装，并要没收矿上的非法兵工厂。丁超司令既然邀请商谈，不妨就去说清楚。”
当时在场的第三营营长杨泰和坚决反对，说：“哪有先派兵包围起来，再约会的。”但是，团长苏怀田执意要率领团部排级以上的三十六名干部去平阳镇赴约。杨泰和与冷寿山率领的第三营没有去。
到了平阳镇大剧院内，苏怀田、田宝贵等六名营级军官先进到一间屋里，被埋伏在剧院内的护路军五花大绑，解除了武装。等在外面的三十名军官听到屋内有喊声和搏斗声，已知事情不妙，还未等冲进屋内，就被埋伏在剧院内的护路军用机枪全部射杀死。苏怀田、田宝贵、聂海山、张德功、姜炮等六名军官都被敌人用铡刀铡死。杨泰和与冷寿山所率第三营官兵在石头河子不见苏怀田等人回来，十分焦急。派出去的侦查人员回来报告说，苏怀田等人已被护路军杀害了。于是，立即率领第三营的八十多人突围，回到了兴源镇。这次血案，使我们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毁在了民族败类丁超的手里。解放后，丁超，这个民族的罪人被人民政府，是他应有的下场。
田宝贵，吉林延吉人，一九三一年入党，与其岳父修德山，其姐田佐民（田康）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姐夫是李延录。田宝贵牺牲后，他的首级被丁匪护路军悬吊在平安镇的城门上。两天后，被地下党偷走。
磨刀石车站位于牡丹江东边约二十公里处，在铁岭河与穆棱站之间。中东铁路从这里进入老爷岭，在高山夹峙间盘山而上，地势十分险要，是个易守难攻的隘口。磨刀石车站的附近有两个山包，其中，道南的山包是个孤立的山岗子叫老头山，是一个很好的伏击阵地。铁道北的山叫奔娄头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延禄率领补充一团、二团三营和十七团在穆棱兴源镇集结。二十七日，从伊林站乘车出发，二十八日部队到达磨刀石车站，距敌人前线大约有六、七里地。李延禄命令补充团一团史忠恒的二百多人埋伏在道南的老头山上，杨泰和率领的二团三营埋伏在道北的奔娄头山上，指挥部设在道北的山头后边的一个山坡上，名叫王八脖子。我当时是侦探长。
据我们侦查分析，敌人可能在一九三三年元旦发动进攻。果然不出所料，在元旦拂晓，日军广濑第十师团第三九九连队配属重炮、装甲车。空中还有飞机支援，近两千多人，向磨刀石车站发起进攻。从早晨六点开始，一排排炮弹在我军阵地上爆炸，掀起了巨石，削平了树木，装甲车开路，飞机助阵，敌人一次次向我军阵地冲锋。虽然敌人占据着人数的优势，武器的精良，但在我军的夹击下，敌人一开始就损失了两个小分队的兵力。我军战士们前仆后继，愈战愈勇。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的炮火一上午未停，我们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后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进行大举反攻。当时是敌众我寡，又无外援，但是，我们仍旧是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到了中午，敌人停止了进攻。
这时，有铁路工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后路被敌人堵死了。到傍晚，李延禄决定撤退。我们在撤退时，又遭到敌人的阻击，部队伤亡很大。天黑以后，我们终于冲出了重围，转移到了牡丹江宁安县的五河林。
到五河林的第二天，李延禄、孟径清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学习了绥宁中心县委二次会议的指示，之后，又召开了军官、士兵代表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宣布对部队进行改编。决定成立由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同志任总队长，孟泾清同志任政委，张建东同志任参谋长。杨泰和同志为第一团团长，李凤山同志为第二团团长，史忠恒同志为第三团团长，邹凤翔为第四团团长。李延平同志为游击支队队长。
下设三个分队。第一分队长冷寿山，第二分队长赵庆云，第三分队长李向阳，我任抗日游击总队侦探长。当时，大多数人都是拥护这个任命的，但是，也有的人对部队改编和人事安排不满。邹凤翔原来是一面坡警察署的大队长，后来起义投奔到救国军。
在六日部队集合向宁安出发时，通讯员告诉邹凤翔带队到柞木台子集合，但是，邹凤翔没有到，他投敌了。还有副官处的翻译李瀛洲、副官吴恩荣、曲成善、朴玉山、王玉连等人也都投敌叛变。后来，杨泰和带领一团到密山县一带对投递人员进行教育，又收回二百多人归队。
五河林当地的保董叫赵宝义，他兼任自卫团团长。我们到了五河林以后，他表面上假惺惺地杀猪宰羊招待我们，说为我们接风，劝我们多住些日子，让我们过了春节再走。实际上他暗地里勾结日军，想等着日军到来，他和日军会合一处，消灭我们。
那时候，一些收编的山林队无组织无纪律，一些人想升官发财，一些人贪图享乐，在部队困难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叛变投敌，弄得人心不稳，斗志不高。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李延禄同志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第二天清晨就离开五河林，并且对赵宝义可能动武作了充分的防范，当时，还有二十多名战士自愿当敢死队。部队在经过赵宝义防地附近时，敌人窥视我军。战士们大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赵宝义的士兵开始还打了几抢，听了我军的喊话，士兵们的士气垮了下去，不敢露头，我们终于顺利地离开了五河林。
在部队离开五河林的时候，我们正真看到沿途的村庄被日军烧杀一空，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在部队行至穆棱站西四、五里地的时候，需要横跨铁道线。这一个地区有日寇的骑兵不分昼夜巡逻，白天还有飞机盘旋侦察，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决定夜行军。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部队开始横穿铁道线。
那天，大雪过膝，战士们步履艰难，一个一个跟踪前进，到了拂晓，全军才离开险地。战士们一夜水米未进，走得人困马乏。及至天大亮时，部队走到一个小屯，这个小屯，不但人家稀少，而且，家家都很穷困，地主们都已逃往他处。村里有的房子刚刚被日本鬼子烧毁，余火尚存，布满了烟气。这种悲凉凄惨的景象，更加激发了战士们的抗日决心。
部队又行军一天一夜才到了宁安县境东部。部队已是两天两宿没有吃到啥东西了。由于日寇已经占领了东北的全境，当地的地主们亲日的心理越来越重，对我军则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他们也假意向我们诉苦，说他们如何的困难，没有粮食等等。
但是，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经常地不断地帮助。这使战士们更加认识到，农民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是我们的后备力量。
到了宁安县，部队同第二、第三团和三个支队等抗日部队胜利会师，大家特别高兴，部队在一个叫和尚屯的地方驻扎。不久，我们接到满洲省委的指示，将我们的部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同志任游击军军长，孟泾清同志任政委，刘汉兴为参谋长。
一九三三年春节过后，我军在团山子屯宿营。团山子屯距离宁安城六十多里地，四面环山，屯子就坐落在盆地的南部，地势平坦，原来东北军在那里筑有一个炮楼，往宁安县城的公路就在屯子边上延伸而去。往北穿过山道七、八里地是八棵树屯。沿着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屯子西边有一座山叫马鞍山，山上有成片的柞木林子，南面是一溜矮岭。
在伪警备旅有一个户目叫高德山。他原来是抗日救国军的一名战士，后来，回到宁安，当了户目。一天，高德山偷偷地跑来给我们报信说：“日寇风岛大佐率二百多名日军还有八百多名伪军、二百多名宁安地方武装警察，配有大炮，要来袭击你们。”让我们早做防备。我听了高德山的话，有点将信将疑，就把高德山带到了李延禄的司令部里。
高德山一见到李延禄，就口称参谋长，说：“我听说参谋长带着队伍回来了，真高兴。我特意向参谋长报告一个机密。”他生怕参谋长不信他的话，又说：“我是在抗日救国军垮台之后回到宁安的，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在伪军里当了个户目。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曾在抗日救国军里拿过枪。参谋长要是信我的话，就早作准备，要是不信呢，我的这份心思也尽到了。我是偷着跑出来的，还要赶紧回去。”李延禄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向他伸出手去，表示对他的信任。高德山当时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表示说：“今后就是死，也要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效力。”
送走高德山以后，司令部立即研究了这个情况。依照我们侦察到的最近敌伪部队频繁调动，往宁安方向集结的情报，认为高德山的话是可信的。司令部当即决定，以王毓峰团为主力，史忠恒团在东山脚下的河套里埋伏，冯守臣骑兵营在马鞍山柞树林子里潜伏。在沟口外也安排了两处伏兵，在敌伪部队大溃退时予以截击。
一月二十六日拂晓，敌人分三路向团山子屯发起了进攻。马海山的伪警备团、伪宁安警备队作为侧翼，日寇风岛大佐率队从正面公路向王毓峰团发起进攻。
左翼，宁安伪警察大队长骑着马走在队伍前头，刚刚到达我们的伏击位置，还没有交火，我军三团团长史忠恒就向他们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别往上爬了，再往上爬，就对不起了。”伪警察队长一听这话，就站住了。史忠恒见他犹豫了，就又喊：“你们不信，打个样子给你瞅一瞅。”话音刚落，啪的一枪，击中了伪警察队长的马腿，伪警察队长应声落马，忙喊：“不要打，不要打。”说着，丢下受伤的马，掉头就跑，全队人马一哄而散，这一路敌情基本解除。
右翼，马海山伪警备团不好对付。这个团是由一些钻山的老炮（土匪）组成的，他们枪打得准，对宁安一带的山势地形又熟。我们在镜泊湖连环战役中，马海山曾率领他的炮手在东京城拦路，把从东兴镇出发去接应天野少将的日本警备队打垮了。后来，他被日本人收买，当了警备团团长。在右翼，负责阻击任务的是冯守臣骑兵营。他们向山下大骂：“马球子，你是日本人的干儿子，你是汉奸！你是亡国奴！”骂得马海山也一个劲的叫。只见，山上山下枪声响成一锅粥了。
由于马匪枪打得准，武器又好，对抗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渐渐地，冯守臣的骑兵营有点坚持不住了，马匪们距离他们慢慢的接近。冯守臣准备向李延禄请示撤退。就在这时，只见“马球子”的一个兵顺着一条裂沟爬了上来。冯守臣一看，原来是曾经给我们送信的高德山。高德山非常兴奋地对冯守臣说：“你们别撤退，他们的机快打完了，一打完，他们就得撤了。”说完后，高德山又爬下山去。骑兵营的战士们听了高德山的情报，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过了一会，马球子团的机枪果然不响了。冯守臣命令骑兵向山下发起冲锋，失去机枪掩护的敌人哪里是骑兵的对手，他们慌忙四散逃命。骑兵营杀退了敌人，随后又与史忠恒团配合，从两侧向正面进攻的日寇风岛大佐发动了包抄攻击。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德山偷偷到我军阵地报信的事，被一个伪军副官发现了，高德山回去以后，就被敌人杀害了。高德山在临死前还高喊：“我是中国人，我死而无憾！”
在风岛大佐的部队受到我军包抄进攻的时候，风岛大佐指挥日军在重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向我军反扑。他们的炮弹、掷弹筒一直打到我们指挥部的附近。二团团长王毓峰指挥士兵向有金色肩章的日本军官射击，一连击毙三名日本军官。然而，我们正面的机枪声越来越稀少，因为我们的子弹不多了，需要珍惜子弹。双方已经激战了两个小时，史忠恒团和冯守臣骑兵营开始从两翼向敌人夹击，对敌人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这样，迫使敌人开始溃逃。在我军乘势追击下，敌人逃到了八棵树屯。
我派侦察员刘广德去侦查敌情，八棵树屯的农民也主动向我们反映敌情说：“败敌约四、五百人准备在八棵树屯用午饭，让我紧去打他们。这个情况和侦察员们侦查的情况是一致的。于是，司令部下令李风山营长、冯守臣营长各带一个连，急行军，绕到东西的两个山包处把敌人包围起来，又令车振声连长率领最精干的一个排，接近该屯为掩护部队，史忠恒团担任主攻，到两个山包处，与敌人接火。部队到了八棵树屯，看到在屯子的最高处有一个日本军官，穿着兰大衣，手里拿着望远镜，正在四处查看。史忠恒团的一班长一枪将日本军官击毙。战后验明尸体，此人正是风岛大佐。这次袭击，敌人毫无准备，死伤二、三百人，消灭伪军三百余人，只有少数敌人乘黑夜逃到了宁安。我们的战士毫发未损，还缴获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可以说大获全胜。
部队打了胜仗，八棵树屯、团山子屯以及周围的屯子的老百姓都特别高兴。在作战时，一些群众不顾枪林弹雨，给我军作向导，往火线送水送饭。尤其是农民们几乎家家都烧香，祈祷我军打胜仗。他们说：“这真是一支好军队，千万保佑他们把日本鬼子都打死。”半夜十点钟，战斗结束了。农民们都跑出屋外，祝贺我军打了胜仗。战士们也因为打了胜仗，心里特别高兴。到了第二天，农民们把战士们请到家里，杀猪宰羊慰劳部队，群众们说，今天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日本鬼子烧、杀、奸、抢无恶不作，口里还说王道乐土的骗人话。你们打日本鬼子，我们愿意尽一切力量和你们一起干！
宁安县委书记李广林同志得知我们部队打了胜仗，连夜赶来，准备召开庆祝会。在当夜召开的党支部和军官联席会上，李广林同志作了当前形势的报告。他说，从总体上说，抗日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群众的信心不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握机会，狠狠打击敌人，扩大抗日影响。另一方面，要扩大宣传。他建议，从部队中抽调一些优秀的干部，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收容过去的自卫军和救国军人员，壮大我们的抗日队伍。
这次战斗后，战士们都挺疲劳，为了休整一下部队，部队转移到了距宁安县一百二十里地的八道河子屯。
朱鸿恩简介: 曾任抗联第四军副官长,参与了“镜泊湖连环战”，又称为 “墙缝”伏击战。解放后曾任松江省政府工业厅科长，省政府驻沈阳办事处主任，因身体不好，省委领导让其半工作半休养，任松江罐头厂厂长等职。1965年11月1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