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初夏，是东北战局最为紧张的时候：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东北民主联军退守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5月25日，南满部队发起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大石桥、营口，并促使驻海城的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起义。
此役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因而，暂时拉住了敌军进攻的脚步，加之军占地过多，兵力分散，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留下来。
但东北民主联军能否占有北满，还是个未知数。而军在喘了一口气或增加了兵力后，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哈尔滨。
“这个仗，打得可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这是罗荣桓对四平撤退以来被动局面的生动描述。
6月1日，分析，以目前我军之涣散状态与北进之敌作战，则会造成败仗，失去哈尔滨。
2日，东北局致电中央，准备放弃哈尔滨，摆脱被动，休整部队。并部署各地独立坚持。
3日，代表中央回电：“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作长期打算。”
此时尚在哈尔滨以南约一百公里的五常。他在五常考虑放弃哈尔滨后的作战方针。
四平撤退以后，认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部队应考虑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仍留在五常。
他一度甚至有南下到辽南去打游击的设想。但他对放弃哈尔滨开展运动战，仍信心十足。
他认为敌愈前进，就愈分散，如敌能占哈尔滨、洮南之线，对我更有利，必能造成东北大规模的胜利。
他计划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诱敌进入哈尔滨、扶余之线，以便乘敌分散而各个歼灭之。若不是东北停战到来，或许真能在北满打一个胜仗。
此时，蒋介石由于东北兵力不足，战线过长，不得不同意马歇尔关于在东北停战十五天进行谈判的建议。
原在一二个月前可能达成的停战到这时才真正成为现实。这是实力消耗和兵力分散的结果。
为此，转告东北局和：立即部署坚守哈尔滨十天，至要至要。他深知，蒋介石一旦准备好了，就会重新发起进攻。
他指示：“十五天停战协定7日起实行，至21日为止。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
敌人需要喘气，东北民主联军也需要喘气。想到的头一件事是整顿队伍，调整班子。东北和全国一样，战争是第一位和现实的事，其他政治、经济都需从属于军事。
选择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以前，和战未定，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需兼长军政，而在战争期间，则以擅长军事者为主。
6月16日，在修改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分工的决定中指出：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
以彭线月中旬成立的，委员有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和伍修权等人。当时的东北局在力争控制东北和建立根据地上做了不少工作。
但到这时，人事上有许多变动，如程子华去了热河，高岗.罗荣桓和到了东北。东北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局也有必要做些变动，以适应新的形势。
东北战事，属意久矣。入东北之初，致电东北，均称“彭林”，彭真为先，为后。
东北战事紧张后，致电东北，改变顺序，改称“林彭”，以为先。时间在1945年11月15日，但间或还有写作“彭林”
这种不经意的顺序改变，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四平之战后，目睹东北局与各在一处，东北局掌握大政方针，专顾作战。两地函电交驰，在指挥上难以统一，影响战事。
为此，感到有重新分工的必要。6月12日，他致电并告彭真等人，指示东北停战问题由林亲自掌握，并决定应付策略。这个指示实际上已经反映了的态度。
以主持东北全局，反映了和中央在用人上不拘一格的魄力。因为从资历和资格上说，并不比东北局中其他人强。
别的不说，就说资格，林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而在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有四人：彭真、高岗、陈云和张闻天（洛甫）。其中，彭真和陈云还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但在作战经验上，要丰富一些，而东北最重要的是作战，是挽回被动局面。这一来，的作用就突出出来了。
东北停战，原定是15天。但在6月26日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挑起全面内战后，一时无力增兵东北。于是，东北停战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6月23日，双方又宣布停战令有效，这一来，东北停战共稳定了四个月的时间。
6月12日，东北局指出，我们虽一方面力求和平，但应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处理问题的心理。
16日，与彭真、罗荣桓向中央表示，我们的方针是百分之九十九准备战争，百分之一争取和平。
到哈尔滨后，首先统一了常委思想，并于7月上旬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于7日通过了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史称“七七决议”。这个决议经修改后公布。
这个决议从原则上规定了东北局今后的方针。其中心思想是，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争取和平，创造根据地是第一位的工作。
在8月的东北局会议上，对于局势发展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
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
耍了一个花招，以杜聿明的名义提出想在长春会晤。摆出一副和平谈判的架势。
知道后，急电，指示他暂勿去长春。后又举一反三，指示各战略区负责人莫轻易离开队伍，以免上当。
7月下旬，关内已在大打，但他要求：“东北方面在八九两月内仍应保持平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同时须准备于一个月后能作战。”
10月1日，他再告，如蒋军无向热河调动事，你们一般以保持平静度过冬季再打为适宜。
将部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五个纵队，另有第三五九旅，南满独立一、二、三师，11月成立了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全军共有三十六万人。
与此同时，东北局大部分干部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派小部队清剿土匪，扎扎实实做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9月13日，蒋介石在攻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的当天，下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尽全力拿下哈尔滨，从根本上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是有理由洋洋得意的：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军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占东北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控制了东北百分之八十的工矿企业。
这年8月，军进攻热河，占领了承德，切断了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军在东北的部队也达到七个军二十五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四十万人。在实力上占有优势。
为此，军参谋总长陈诚亲自飞往沈阳布置，主持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
经过密谋策划，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以部分兵力利用松花江的自然障碍，阻止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北满部队渡江南进；
集中主力部队进攻南满解放区，歼灭或迫使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北撤，在控制南满后再集中全力进攻北满。
10月，将他的前方指挥所搬到哈尔滨以南50公里的双城，摆脱日常事务的纠缠，一头扎进作战事务中。
他将后方事务交给高岗，自己专顾作战。罗荣桓从苏联治病回国后，他又将政治工作、部队动员、训练、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和组建二线兵团等事推给罗荣桓。
在一个时期只考虑一件事，而且基本只考虑作战冋题，这就是的“重点主义”。
一次，机要员给他送来一个有关土地改革的指示，需要作为东北局书记的处理。
接过来翻了一下，顺手就把电报还给机要员，说：“这类电报我先不看。有关战争情况的电报，你们一收到就拿来给我。”
的“重点主义”，东北民主联军中的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脑子里那一刻不停转动的车古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他大讲拿破仑进攻俄国时的莫斯科撤退。
这次准备下江南作战，一些人觉得美式装备厉害，有畏敌情绪，他在这一段时期就大讲勇敢，强调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根据地不稳固，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的情况下，他就强调“拼硬仗”。
这时一反他一向稳妥的性格，一反常态地提出：“只要有六成胜利的把握即决心打。”
10月下旬，军向南满的安东、通化地区大举进攻，实行分割、压缩，南满形势逐步恶化。
南满部队的活动地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今靖宇）、长白、抚松四县仅有23万人的狭长地带。
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主力部队打得很疲劳，地方部队大部被摧垮，局面极其险恶。
少数人认为要坚持南满，多数人主张不能坚持了，再坚持就要“到鸭绿江去喝水”，“到朝鲜去留洋”，主张主力部队撤到北满，地方部队到长白山上去打游击。
当时东北的局势，坚持南满是中心环节。因为南满的战略地位对于东北全局来说极其重要。
坚持南满，可以抑留与削弱敌军，利于北满部队主动展开攻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军处于南北两面作战，无法集中兵力全力进攻南满或北满的不利态势。
一是加强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二是利用冬季江河冰冻的条件，调动部队到松花江以南，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寻歼分散之敌。
10月底，和东北局派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和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肖劲光主持南满分局和南满军区的工作。
陈云在12月的南满“七道江会议”上，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口号。
从1946年12月至次年4月上旬，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
针对敌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决定釆取南拉北打，南打北拉的作战方针，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之中。
打击进犯之敌，有一个原则，望时刻把握住，就是目标宁可选小，一定能一举歼灭，要打歼灭战，而不是打平推战，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吃掉。
南满方面把握了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则，于11月初在新开岭地区全歼有“千里驹”之称的军第二十五师，毙伤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师长李正谊以下五千余人。
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次歼敌一个师的重大胜利。令高兴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正确把握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精髓。
1947年1月6日，乘敌主力围攻南满之际，突然集中十二个师的主力冒着严寒越过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一带进击，进行“一下江南”作战。
鉴于敌新一军战斗力强、增援快的特点，釆取远途奔袭、围城打援、小仗当大仗打的战法，以四个师围歼其塔木之敌一个营，调动吉林、九台、德惠敌人来援而歼灭之。
运用这一战法在“一下江南”歼敌五千余人。此后，围城打援就成了东北作战的重要特点。
“一下江南”“攻击其塔木”，“二下江南攻击城子街”，“三下江南”攻击靠山屯，仗越打越大。从歼灭其塔木敌人一个营开始。
到“三下江南”作战时，东北我军已能一次完整歼灭敌一个师。东北民主联军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机动灵活，与半年前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战前总兵力为三十六万人，其中主力部队十五万人，山、野、榴炮共一百四十五门，轻重机枪七千三百三十七挺。
战役后，总兵力三十八万人，其中主力部队二十万人，山、野、榴炮二百二十三门，轻重机枪八千一十二挺。
到1947年5月，总兵力增加到四十六万人，同东北军总兵力四十八万人趋于平衡，而机动兵力则超过敌人。
在不到一年间，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受到了和中央的高度赞扬。
5月20日，在给和高岗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
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在不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
这里提出了东北作战的三个目标，即第一步建立强大的北满根据地，第二步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为此，和都同意在松花江开冻后，以北满主力大举南下，打通南北满的联系，把两个拳头变为一个大拳头。也就是实现提出的第二步目标。
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13日发起夏季攻势，历时五十天，歼敌正规军四个师，连同非正东规军共约八万余人，攻克城市三十六座。
此战迫使敌人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敌所占城市仅剩下三十五座。
夏季攻势的胜利使东北民主联军南、北满主力会师，南、北、东、西满得到进一步沟通，造成东北战场进一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东北军通过夏季攻势，实力更为强大，两个月前，还认为东北军力在全国解放区中占第二位，两个月后，东北军力就上升为全国第一。
与东北形势的好转形成对比的是陕北的严峻形势。胡宗南重兵占领延安后，中央组成精干机构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率领下在陕北坚持斗争。
与东北局对和党中央的安危十分担心。和从苏联治病回国不久的罗荣桓致电，建议中央迁往东北或能到东北去一趟。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期，正值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最紧张的时候，一度与东北失去电台联系达十几天之久。
8月29日，给林、罗的回电中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蒋介石将东北的失败归咎于杜聿明，他走马换将，派参谋总长陈诚出马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出任东北行辕主任。
自视颇高的陈诚上任后，独揽东北大权，他将保安司令部并入行辕，把保安部队扩编为正规军，从关内又调来第四十九军，使总兵力增至四个兵团十四个军，加上非正规军，共约五十万人。
陈诚还提出了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扬言半年内恢复东北原有态势。企图恢复东北优势，争取局部主动。
为策应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和扩张东北的胜利，遵照的指示于9月至11月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在北宁路和中长路沈阳以北段发动凌厉的秋季攻势。
攻势历时五十天，歼敌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六万九千人，攻克城市十五座，扩大解放区面积三点八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二百六十余万，控制了东北大部铁路。
当时有一句“称颂”陈诚的顺口溜说：“陈诚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形容沈阳的火车只能从城南到城北。可见能控制的地方之狭窄。
秋季攻势后，东北民主联军全军总兵力达七十三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四十二万人，分为九个纵队、四十个师、十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团。
这里有罗荣桓很大的功劳，他组建的二线兵团将新兵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有了实力，的底气也足了许多。
秋季攻势中，他对敌可能向关外增援的消息不屑一顾，致电中央说，依东北现有形势，关内如再增加四五个军来，敌出战的可能性就多些，只能使东北得到更多打胜仗的机会。
与一年前老是怕关内敌人增援东北，不断要求关内配合的时候相比，这时的简直判若两人。
到12月冬季攻势时，敌军几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任由东北民主联军纵横驰骋。
在九十天的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连克彰武、四平、吉林、营口等城，歼敌新五军等八个师，争取起义一个师，共十五万六干余人。
陈诚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教师爷被学生打得手足无措，不得不让夫人走宋美龄的后门，以陈诚溃疡病发作需要住院为由，请求返回关内。
最令解气的是攻克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写下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
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三战四平，占领城市大部，卒因对敌兵力估计不足，集中兵力不够，敌援兵已到而被迫退出已付出一万三千人伤亡的四平。
军守将、第七十二军军长陈明仁则以坚守四平有功而获得蒋介石颁发的勋章，一举成名。
冬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卷土重来，挟胜仗之威，仅以一昼夜时间即攻克四平，一雪前两次的耻辱。
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根据的指示，改称东北人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
就在同一个月，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指挥所。
以卫立煌代替陈诚出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部司令官。
东北的军已处在日薄西山，危在旦夕的境地。不管蒋介石如何使劲，也难以挽救其失败的厄运。
东北战场的成绩，主要是东北人民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和东北人民支援的结果。
当然，作为东北战场主帅的在军事指挥上的功绩也是不容抹杀的。是能打仗的。
“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
罗荣桓知道会打仗，所以让专门考虑打仗，主动将一切军队建设和与作战的杂事承担起来，保证打仗这个重点。
70年代初期，给的信中也实事求是地对的军事才能作了评价：
对，他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他不相信什么常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也不是每仗必胜，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
曾与共事的黄克诚大将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辑谈对“”条释文的意见时这样说：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点，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是主要领导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在我们军队中，他能够说是一个战将。”
陈云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时也曾这样指出：“作为四野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会打仗，他似乎天生爱琢磨问题，战争年代，他爱琢磨打仗，心术都用在如何克敌制胜上，一旦进入临战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会对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
面对满壁的，端坐着、沉思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的这个特点。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琢磨渡江作战问题。
这年7月他在松花江畔休养的时候，就研究渡江技术问题。他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类似于一个救生圈，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不会倾斜沉没。
认为，渡江时，用这种办法能渡过数千数万人。1949年3月上旬，在西柏坡，曾与朱总司令谈过这件事。
“二下江南”作战，他命令六纵奔袭德惠东南的据点城子街，命令一纵、二纵准备打从九台、德惠出援之敌。
但是经过“一下江南”，新一军的傲气已不复存在。守城子街的一个团见民主联军来攻便准备逃跑。
得知后，立即越过纵队一级，直接命令离城子街之敌退路最近的二师赶到城子街背后通九台的道路上去阻击逃敌，随后六纵攻克城子街，歼敌一个团，一纵攻克九台。
有时打仗，有的师在哪里，纵队不知道，知道，因为他已经将变更部署的命令直接打到师里，而纵队还没收到。
后来在千里南下大追击中曾归指挥的第四兵团司令员陈度不无幽默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军司令、可以睡大觉。”
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他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但比蒋介石高明的是，他不会将部队搞乱，而又争取了时间。
他越级指挥，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减少电报传递的中间环节。他非常看重时间，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时力。”
他说，时间是一种力量，有时作战增加一个营、一个团不见得能处理问题，而提早了一个小时，就能处理问题。如果你是进攻，就把敌人抓住了；如果你是退却，就能摆脱敌人。
读书不多，读的多是军事和哲学方面的书，看得很认真，另外，他爱看医学的书，尤其是中医方面的书。
他看书虽不多，但能像他说的“活学活用”。他还注意吸取别的根据地作战的经验，尤其是在失利之后。四平保卫战后，他曾专门致电军委要求提供关内作战的经验。
那时人民许多将帅都有别号，如，朱德称“红军之父”，彭德怀称“张飞张翼德”，称“军神”，罗荣桓称“政治元帅”，称“诸葛吕端”，许光达称“徐达”等等。
有的还是叫出来的。这些别号或取人个性特点，或取其工作特点，或取其军事才能，倒也十分贴切。
说是“韩信”，是取其军事才能有如秦末汉初的大将韩信。这个别号在中央苏区就叫开了，后来不怎么叫了。
解放战争中，这个别号又在冀热辽叫开，东北野战军中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别号。
那时只是将的军事才能比作韩信。韩信辅佐刘邦打败对手项羽，立下赫赫战功。
刘邦曾这样评价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以比韩信，自然是说打仗像韩信，也是战必胜，攻必取。
还有人联系不苟言笑，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的特点，评价是“打仗像韩信，处世像张良”，有一种神秘和不可捉摸的感觉。
处事，有如古人说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比如，“四快”是“动如脱兔”，“一慢”是“静如处子”。
入东北时，已经历了二十年的战火磨炼，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
抗战中负伤后，经过多年休养，又对军事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后赴苏联治伤，对苏联军事思想有着较深的体会。
后人将他的这些原则概括为“六条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战术，三猛战术，四组一队战术，三三制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平心而论，的“六条战术原则”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并在东北战场的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所谓一点两面战术，解释：“一点”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
“两面”，“就是说一定要采取勇敢的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三面、四面。”
一点两面也就是一点多面，是作战方向和部署原则，“一点”在于打垮敌人，“两面”是把打垮的敌人消灭。这条原则注重的是包围、突破后的全歼。
所谓四快一慢战术，解释是：“四快：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要快，追击要快。一慢：对已完成防御准备的敌人总攻击开始的时间要慢。
他还提出，上级特别掌握慢的方面，下边着重掌握快的方面。“慢”就是出击准备时间，必须超过战斗经过的时间。
所谓三猛战术。解释就是“猛打”、“猛冲”、“猛追”。指的是野外运动战的战斗动作的原则。
“猛打”就是在预先确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武器适当配备起来，向敌猛烈开火，反对火力的分散使用。
“猛冲”就是乘敌人在我猛打下发呆、发慌时，猛烈冲锋，奋然跃进，以刺刀、手榴弹与敌作战，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所谓四组一队战术，照的说法，就是“以连为一战斗单位，连内分四个组，即所谓四组一队”。
“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提出这一原则主要是提醒部队：突击连队要有分工，小组之间互相掩护，互相配合。这一原则在打锦州和天津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三三制战术，就是在每班编三个组，说主要是解决攻坚的进攻队形，防止队形密集，增加伤亡。
有了三三制，在班长的指挥下，率领各小组根据敌情地形，散开距离不超过班长口令指挥范围之外。
在平时则与日常生活管理相结合。战时可以有效的预防队伍散开了抓不拢，由组长掌握单个战士，班长掌握组，这样就容易抓拢，也容易散开。
不过又说，追击战不适用三三制，追击战就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拥上就好”。
认为“一点”要与“三三制”结合起来，“一点”要求兵力集中，而集中就容易造成伤亡。这是一个矛盾，釆用“三三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谓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在《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中提出了三种情况下的不同处置：
对于防御的敌人，就不能冒冒失失地赶上去就是一冲，就不能打莽撞仗；对退却的敌人，就要打莽撞仗；
应当先以一部赶上，其他部队随后赶，先拿一部队伍与他打上并断其退路，等其他火力兵力全部到达并布置好后再攻击歼灭他。
1945年12月1日，在锦州以北的上下汲台战斗中，不顾连续几天的山地行军的疲劳，冒着严寒，亲赴前线，跟着主攻团，观察部队的战斗动作。
他总结这次战斗和后来秀水河子战斗的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
这年12月17日，他又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对各级指挥员则着重研究一点两面战术，及了解不打主观主义的仗（主要指针对地形的侦察）。”
在战争初期，特别是1946年上半年，他经常带领几个人，亲自到最前线去，发现总结经验。
在锦西以西，他亲自登上大、小虹山察看地形；在开原以南阻击新一军的战斗中，他也跑到最前沿阵地；
在四平保卫战中，他两次冒着炮火进入四平城内。他的战术经验就是从这些作战实践中总结出的。
他也比较善于总结下级指战员的经验。“三三制“就是在一张油印小报上刊登的一个连队战斗经验的总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总结中说，战斗中要分散前进，将一个班分为几个部分，这个部分前进，那几个部分用火力掩护。
很重视这个连队的经验，同时吸收了其他部队的经验，加以系统化，作出了“三三制”的规定。
他这个人喜欢总结归纳，善于抓要领，善于将部队中干部战士的创造提炼抽象出来，成为一般的军事原则。
如在红四军时，他就提出红军中工作千头万绪，主要管好八项工作和做到六个一致。
六个一致，即上下、左右、前后、我友、军政、军民。言简意赅，也抓住了要领。
这种方法，好处是易记易懂。如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的“三八作风”、“四好连队”、“四个第一”、“抓两头带中间”等等，可以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战士记忆。
其坏处是有的概括以偏概全，绝对化。讲话好绝对化，如他说的：“总的作战方针是：要打硬拼仗。”又说：“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
有的概括比较难懂。如，的六条战术原则，有的比较好懂，如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
有的比较难懂，让人谁以理解，如“一点两面”，实质上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迂回包围的歼灭战，但这个名词往往让人如坠五里雾中，搞不懂它究竟说的是什么。
连初次看到整军报告中的“一点两面”这个词都没明白它的意思，不得不打了封回复电报向询问。
这份回复电报是1946年9月15日发的，主要是一句话：“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啥意思？”
“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
所谓两面，就是说一定要采取勇敢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
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勇敢进攻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解放战争中虽没对“一点两面”这些的发明再说什么，但的这些军事原则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人中也有人引用过的这些军事原则。
如周恩来曾在他1948年写的《我军十大军事原则及敌军可能的对策》一文中就提到过的“一点两面”。
在战术上，确实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这些理论对东北战场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